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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家长说辅导班剪不断的利益链

[日期:2016年11月19日] 来源:综合光明微教育 [字体: ]
  今天的孩子还有童趣吗?
 
  回答一定是犹疑而含糊的。因为,现在“流行”校内减负校外补,不上学的日子,孩子们大多在上辅导班,或是在赶往辅导班的路上。
 
  “为什么孩子要上那么多辅导班?”家长的回答简单却耐人寻味:“因为大家都在上。”
 
 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家长和他们的孩子陷入这个怪圈?
 
  来自家长的诉说
 
 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,在陪伴孩子“小升初”的两年中,作为一名普通家长,我接触了很多像我一样从起初的茫然、中途的无奈,到最后不得不全身心投入“小升初”洪流中的家长们。目前,在陪伴孩子迎战中考过程中,我再次看到很多家长和孩子继续奔波于课外班的身影,这四五年来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给了我很多体会和思考。
 
01家长互相吓唬只为孩子报班
 
  2007年9月,在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,经朋友多次劝说,我开始上网寻找北京市比较出名的“奥数学校”。第一站,就来到了某知名教育机构前台。
 
  初次接触的直观感受是,这个学校的招生流程很“科学”。例如,它有一个植入“电子排队信息系统”的接待流程,接待人员的主要工作流程是:第一,了解学生和家长基本信息,为学生建立教学档案;第二,向家长提问及对孩子简单笔试,初步了解孩子的学习现状,判断孩子适合的奥数班级别;第三,向家长介绍学校的师资和题库等教育资源,如果家长还在犹豫,工作人员就会举例说明“某某学生经过他们的培训,成绩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”;最后再告诉家长非常适合孩子的某某班只剩下1—2个名额,敦促家长尽快报名。
 
  绝大多数家长都会现场交钱,甚至同时报不同科目班次,一次交几千元报名费。
 
  为了吸引家长并打消家长的顾虑,学校设有退班制度和听课制度。家长在长期跟听的过程中,渐渐熟悉并经常互相打听辅导班信息。期间,部分“专职”抓孩子课外班的家长往往成为消息的源头,他们经常向对“小升初”行情不够了解的家长们介绍经验。
 
  这些消息对日后家长进一步选择辅导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消息散布得越广,家长心里越没底,越希望多报班、报好班,最后形成一种“家长吓唬家长,只为孩子报班”的氛围。
 
  更有甚者,很多家长联合起来聘请“热门教师”走穴,比较受欢迎的教师每个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被各种课排得满满的。这些热门教师不仅负责指导孩子学习,也同时负责帮家长递交学生简历、通报考情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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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跟风考证违背教学规律
 
  除了奥数外,“英语”也是重点科目,在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学生参加“公共英语”考试后,各种名目的英语证书很快成为家长新的选择。
 
  其中,以英国伦敦三一学院“三一口语”等级考试和英国剑桥大学“KET/PET/FCE”系列证书考试最受追捧。
 
  拿FCE来说,这是当中级别最高的综合英语考试。据授课老师介绍,它的难度基本可以达到雅思6.0水平,题型复杂,涉及税务、离婚、经济危机等小学生阅读中文相应内容都很难理解的题材。这样一个完全不适合小学生英语教育的证书考试,为什么会成为许多高学历家长都接受的备考目标?
 
  首先,北京市的部分小学生有过长期海外生活和上学的经历,极少数“小海归”经过一定的训练能够把这些优势体现在证书考试能力上,偶然考过FCE的孩子,凭借这个突出的特长被市重点中学录取。
 
  其次,培训机构将这些特殊的故事编成可供推广的“案例”,并通过教师、接待员、部分家长及网络平台宣传,从而影响家长。家长为了帮助孩子多赢得一个被市重点学校面试录取的机会,甚至在没有真正了解证书的考察内容和难度的情况下,为孩子选择了针对证书考级的辅导班。授课中,为了提高分数,某些教师甚至会要求家长专门带孩子去伦敦旅游,速成一个“海外背景”,以便于能够用英语发表关于“英式建筑”的见解。
 
  再次,英国伦敦三一学院等证书机构逐渐注意到中国市场的价值,专门在国内教育界寻找证书推广代言机构,建立“定点教材发行机构、师资培养机构、考试举办机构”等一套体系,中间的口语面试都是由刚刚经过短暂培训的考官队伍仓促上阵。
 
  考试过后,孩子无法完全表达考试的难度和特点,少数孩子通过考试的例子使家长难以客观地认识到,这种考试不仅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能力,更违背了语言教学的客观规律。尽管支付了高昂的培训费用,投入了大量的时间,但是达到目的的学生家长只是极少数。
 
03难题被背熟创新潜能被扼杀
 
  在五年级末、六年级初,学生和家长都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备战阶段。某些培训机构专门建立了功能完善的“学生档案”系统。档案系统具有快速的信息传达功能,因此,它们能够组织全市范围的会员学生举办若干次声势浩大的考试。
 
  几乎所有参与培训的孩子都多次参加这些“非正式升学考试”。各重点中学再针对考试成绩及排名选拔参考学生,并再次通过培训机构的信息系统通知被选拔考生和家长,举行“自主招生考试”。
 
各重点中学的“自主招生考试”录取原则经由培训机构以“免费咨询讲座”的名义向广大家长和考生讲解。听过讲座后,家长再次为学生紧急补课选报新的课外班。
 
  另外,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,在“成功经验”的示范效应下,许多家长为学生制作了精美的简历。简历里包括孩子的简介、家长基本情况介绍、孩子所获得的大大小小荣誉的证明复印件等。家长情况中还要说明工作单位、婚姻状况等。
 
  据传,离婚、再婚家庭的孩子是不能被某某最知名重点中学录取的。理由是出身好、婚姻美满的家庭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来。这样的“选报标准”又有几分可信度?十一二岁的孩子,竟然可以有几十页、甚至上百页的简历。直到学生收到心仪的学校录取通知后,才能结束漫长而艰辛的“小升初”征程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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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生入学前,培训机构又拿出适应中考的培训方案,通过让学生“提前学习中学阶段知识”、“跟随上课进度复习”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。
 
  学生在培训过程中固然有可能提高考试成绩,为中考打下一定的基础。但是,也养成了“抄近道”、反复炒“夹生饭”的坏习惯,得出“一次听不明白、掌握不到位,还有很多次回炉的机会”的错误经验,不能养成“一次把事情做对”的良好品质。更为可惜的是,很多可以培养学生想象力、理解力、创造力的难题都被学生在多次重复的教学中“背诵、记熟”。
 
  由于很多学生都在“上辅导班”和“去辅导班的路上”,不上辅导班的孩子在假期很难找到可以一起玩儿的小朋友。为了不让孩子太孤单,太无所事事,家长只好为他重新选择课外班。在匆匆赶学的路上,孩子们失去了很多真正享受生活、发现自己兴趣、培养自己专长的机会,写作文更是“无米下锅”、“闭门造车”,他们尚待挖掘的创新潜能也被悄悄扼杀。
 
 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,上述问题引发我对问题产生的根由及解决之道进行了一些思考。
 
  首先,家长的教育理念不够成熟,很容易被利用。因为缺少有效与孩子沟通的方法,竞争越严峻,压力越大,家庭关系越紧张,彼此间越不能充分信任。目前,少数抓人眼球的所谓“狼爸”、“虎妈”之类的教育观点,对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。然而,影响家长教育理念的很多“产品”出自商业机构,往往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,目的在于影响家长和学生长期依赖商业教育。家长需要教育,但“教育家长”的责任需要公共、客观的机构去承担。
 
  其次,公立学校被要求为学生减负,尤其是公立小学甚至没有升学压力,学校的课堂质量很难保证,他们对孩子的升学缺少应有的影响力。家长只好寻求课外班的帮助。当然,减负和取消“小升初”升学考试的初衷是好的,本意是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公平教育权。但是,辛辛苦苦给学生减下来的学习时间,却为课外班提供了大量的学生课余时间。而取消统一公开的升学考试,又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自主招生考试提供了条件。
 
  最后,私立教育机构能够发展壮大,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的价值,包括师资精良、授课形式灵活等等。但是,现在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“教育产业监管措施”。它们的定价标准、开课科目及内容、推广方式、宣传内容,甚至报税,都缺少有效的监管。
 
  教育问题的影响面是多方位的,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。作为一个家长,我认为,我们需要一套经过深入调查而制定、能够不断改良,并能真正有效监管教育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,用以规范“义务教育”之外的“补充教育”。让产业化教育机构的经营行为有法可依、良性竞争。
 
  来自一线的报道
 
  寒暑假竟固化成第三学期!
 
  “宝贝好棒!拉练式学习第七天,测验仍然是前三名!”晒成绩的林女士是“准初一生”张宁(化名)的妈妈。今年,张宁如愿被一家重点初中录取,可应许的旅游没有来,取而代之的,是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的语数外集训。而十一天的“魔鬼训练”结束后,还有九天的“初一数学预科学习”等待着她。
 
  因为各式各样的寒暑期课外班,寒暑假早已被中小学生视为“第三学期”。记者发现,今年的暑期培训又有升温,高强度集训成为很多培训机构推出的热销产品。一份针对北京地区的调查显示,今年的暑假中选择给孩子报集训班的家长达到了82.76%。“集训”正成为部分中小学生度过暑假的最新模式。
 
  北京市丰台区北大地的一栋写字楼外挂着15个招牌,其中有7个属于教育机构。走进这些机构,记者被五花八门的班级设置绕晕了头:基础班、提高班、尖子班、预科班、冲刺班。不少家长正围着机构的老师咨询集训情况。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相比几年前的课程安排,今年的课程开设多了几倍,专题集训特别受欢迎;现在最早的课提早至8点半,最晚的课已经排到了21点。
 
  谁绑架了家长?
 
  为什么补习如此火热?学生牺牲假期休息,奔走于各类补习班之间,到底是老师、家长的要求,还是学生自愿?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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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坤告诉记者,假期他几乎所有同学都在上课外班,反正待在家里也约不到人玩,不如索性去课外班,休息的时候还能和朋友一起聊天。“在我们学校,考试之后大家都会问彼此的年级排名,如果考砸了会被大家嘲讽,这时自己就会想一些办法,光落实课内的知识肯定没有办法成绩特别突出,所以就要靠课外班。”
 
  作为一名家长,史女士也知道孩子心里不想补课,但一想到将来的高考,就觉得“还是补补合适”,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补课,自己的孩子不补,就会有压力,老怕自己的孩子赶不上人家,“他们年级第一名的都补课,她就更得补了。”
 
  “有些学校名义上纳入了优质校教育集团,但校风转变、师资提高还需要时间,要说优质还得考本部。”郑女士对名校很执着,“虽然大部分名额已经就近分配了,但只要孩子足够优秀,仍然有跨区进高中名校的希望。”
  “现在升学压力那么大,学校反而‘不管了’,不给辅导班掏钱给谁掏钱。”记者发现,在一些家长的眼里,减负措施成了“不管了”。真实情况是这样吗?
 
  “教学难度和考试难度确实都在降低。”北京人大附中教师刘成章观察到,成绩优异的学生普遍压力更大。“选拔依然存在,原先学得深优势较大,现在反复练、不出错就能考好。这就是浸润式集训受欢迎的原因。”
 
  困局如何解?
 
  困局,该如何解?
 
  “自从1988 年原国家教委(教育部前身)《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》的文件颁布以来,将近30 年间,教育领导部门推出了许多减负的举措,如中学的文理分科、严禁各种节假日补课、实施中学各门课程的新课程标准(简称“新课标”),直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。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以为,降低了课程课业要求之后,学生会有较多的时间去全面发展,既减轻了学生负担,又提高了综合素质。
 
  但是,从实施效果来看,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事实:随着学校授课内容中很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一降再降、招生考试越来越简单、平均分数越来越高,中小学生的负担至今非但没有减轻,反而变得更重。”清华大学著名物理学教授朱邦芬认为目前的政策有着三大影响:
 
  一是提前“加负”。学生“不输在起跑线”上的竞争愈演愈烈、愈来愈早。从跻身重点高中的竞争演变到进入名牌初中的竞争,再提早到进入优质小学的出招,甚至到幼儿园的报考,“学区房”的天价记录一再刷新,便是一个佐证。
 
  二是学生每天实际花在学习上的总时间并没有减少,尽管课内学时有所降低。随着很多学校明令禁止补课,不留或少留作业,众多培训机构和中介公司纷纷介入教育行业。这不但导致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和学生学习负担的增加,而且使得社会阶层加速固化。
 
  三是随着课程难度和挑战度的下降,随着高考的区分度缩小而对创造性较强的学生不利,学生获取高分的路径更加依赖于学生的细心、勤奋和大量模拟性考试,为此将大量时间耗费在“刷题”上,即反复做各种类型的试题直至熟练,更多的“死记硬背”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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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在明白我国教育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上,我们要对教育上削弱什么和增强什么进行研究。在我看来,解决基本素质‘低均值、高均方差’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,这里的基本素质包括人文素质、科学素质和道德修养;而解决传授知识和能力上的‘低均方差’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问题。
 
为此,在中小学我们一方面应全面增强做人的基本素质教育,另一方面应给学生适当的自主学习和思考的空间,减少与应试挂钩的大量‘刷题’训练和过分的‘死记硬背’。”朱邦芬说:“我以为,教育部门目前‘一刀切’的减负政策,在传授知识方面是降低均值,减小‘均方差’;而在人的基本素质培养上基本无所作为,在科学素质培养和人的诚信教育上还有所倒退。某种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驰。”今天的孩子还有童趣吗?
 
回答一定是犹疑而含糊的。因为,现在“流行”校内减负校外补,不上学的日子,孩子们大多在上辅导班,或是在赶往辅导班的路上。
 
“为什么孩子要上那么多辅导班?”家长的回答简单却耐人寻味:“因为大家都在上。”
 
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家长和他们的孩子陷入这个怪圈?
 
今天,本号刊登一位带着孩子奋战在升学洪流中的家长写的信,以及记者来自一线的报道。应这位家长的要求,我们隐去其姓名。她的经历和思考让我们看到,在升学、考试的重压之外,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,搅动得人们“心神不宁”,被迫“随波逐流”。
 
这一切都以孩子的未来为名,
却充满了阴谋和利益。
 
 
来自家长的诉说
 
我是一名大学教师,在陪伴孩子“小升初”的两年中,作为一名普通家长,我接触了很多像我一样从起初的茫然、中途的无奈,到最后不得不全身心投入“小升初”洪流中的家长们。目前,在陪伴孩子迎战中考过程中,我再次看到很多家长和孩子继续奔波于课外班的身影,这四五年来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给了我很多体会和思考。
 
01
家长互相吓唬只为孩子报班
 
2007年9月,在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,经朋友多次劝说,我开始上网寻找北京市比较出名的“奥数学校”。第一站,就来到了某知名教育机构前台。
 
初次接触的直观感受是,这个学校的招生流程很“科学”。例如,它有一个植入“电子排队信息系统”的接待流程,接待人员的主要工作流程是:第一,了解学生和家长基本信息,为学生建立教学档案;第二,向家长提问及对孩子简单笔试,初步了解孩子的学习现状,判断孩子适合的奥数班级别;第三,向家长介绍学校的师资和题库等教育资源,如果家长还在犹豫,工作人员就会举例说明“某某学生经过他们的培训,成绩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”;最后再告诉家长非常适合孩子的某某班只剩下1—2个名额,敦促家长尽快报名。
 
绝大多数家长都会现场交钱,甚至同时报不同科目班次,一次交几千元报名费。
 
为了吸引家长并打消家长的顾虑,学校设有退班制度和听课制度。家长在长期跟听的过程中,渐渐熟悉并经常互相打听辅导班信息。期间,部分“专职”抓孩子课外班的家长往往成为消息的源头,他们经常向对“小升初”行情不够了解的家长们介绍经验。
 
这些消息对日后家长进一步选择辅导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消息散布得越广,家长心里越没底,越希望多报班、报好班,最后形成一种“家长吓唬家长,只为孩子报班”的氛围。
 
更有甚者,很多家长联合起来聘请“热门教师”走穴,比较受欢迎的教师每个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被各种课排得满满的。这些热门教师不仅负责指导孩子学习,也同时负责帮家长递交学生简历、通报考情。
 
 
 
02
跟风考证违背教学规律
 
除了奥数外,“英语”也是重点科目,在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学生参加“公共英语”考试后,各种名目的英语证书很快成为家长新的选择。
 
其中,以英国伦敦三一学院“三一口语”等级考试和英国剑桥大学“KET/PET/FCE”系列证书考试最受追捧。
 
拿FCE来说,这是当中级别最高的综合英语考试。据授课老师介绍,它的难度基本可以达到雅思6.0水平,题型复杂,涉及税务、离婚、经济危机等小学生阅读中文相应内容都很难理解的题材。这样一个完全不适合小学生英语教育的证书考试,为什么会成为许多高学历家长都接受的备考目标?
 
首先,北京市的部分小学生有过长期海外生活和上学的经历,极少数“小海归”经过一定的训练能够把这些优势体现在证书考试能力上,偶然考过FCE的孩子,凭借这个突出的特长被市重点中学录取。
 
其次,培训机构将这些特殊的故事编成可供推广的“案例”,并通过教师、接待员、部分家长及网络平台宣传,从而影响家长。家长为了帮助孩子多赢得一个被市重点学校面试录取的机会,甚至在没有真正了解证书的考察内容和难度的情况下,为孩子选择了针对证书考级的辅导班。授课中,为了提高分数,某些教师甚至会要求家长专门带孩子去伦敦旅游,速成一个“海外背景”,以便于能够用英语发表关于“英式建筑”的见解。
 
再次,英国伦敦三一学院等证书机构逐渐注意到中国市场的价值,专门在国内教育界寻找证书推广代言机构,建立“定点教材发行机构、师资培养机构、考试举办机构”等一套体系,中间的口语面试都是由刚刚经过短暂培训的考官队伍仓促上阵。
 
考试过后,孩子无法完全表达考试的难度和特点,少数孩子通过考试的例子使家长难以客观地认识到,这种考试不仅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能力,更违背了语言教学的客观规律。尽管支付了高昂的培训费用,投入了大量的时间,但是达到目的的学生家长只是极少数。
 
03
难题被背熟创新潜能被扼杀
 
在五年级末、六年级初,学生和家长都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备战阶段。某些培训机构专门建立了功能完善的“学生档案”系统。档案系统具有快速的信息传达功能,因此,它们能够组织全市范围的会员学生举办若干次声势浩大的考试。
 
几乎所有参与培训的孩子都多次参加这些“非正式升学考试”。各重点中学再针对考试成绩及排名选拔参考学生,并再次通过培训机构的信息系统通知被选拔考生和家长,举行“自主招生考试”。
 
各重点中学的“自主招生考试”录取原则经由培训机构以“免费咨询讲座”的名义向广大家长和考生讲解。听过讲座后,家长再次为学生紧急补课选报新的课外班。
 
另外,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,在“成功经验”的示范效应下,许多家长为学生制作了精美的简历。简历里包括孩子的简介、家长基本情况介绍、孩子所获得的大大小小荣誉的证明复印件等。家长情况中还要说明工作单位、婚姻状况等。
 
据传,离婚、再婚家庭的孩子是不能被某某最知名重点中学录取的。理由是出身好、婚姻美满的家庭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来。这样的“选报标准”又有几分可信度?十一二岁的孩子,竟然可以有几十页、甚至上百页的简历。直到学生收到心仪的学校录取通知后,才能结束漫长而艰辛的“小升初”征程。
 
 
 
新生入学前,培训机构又拿出适应中考的培训方案,通过让学生“提前学习中学阶段知识”、“跟随上课进度复习”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。
 
学生在培训过程中固然有可能提高考试成绩,为中考打下一定的基础。但是,也养成了“抄近道”、反复炒“夹生饭”的坏习惯,得出“一次听不明白、掌握不到位,还有很多次回炉的机会”的错误经验,不能养成“一次把事情做对”的良好品质。更为可惜的是,很多可以培养学生想象力、理解力、创造力的难题都被学生在多次重复的教学中“背诵、记熟”。
 
由于很多学生都在“上辅导班”和“去辅导班的路上”,不上辅导班的孩子在假期很难找到可以一起玩儿的小朋友。为了不让孩子太孤单,太无所事事,家长只好为他重新选择课外班。在匆匆赶学的路上,孩子们失去了很多真正享受生活、发现自己兴趣、培养自己专长的机会,写作文更是“无米下锅”、“闭门造车”,他们尚待挖掘的创新潜能也被悄悄扼杀。
 
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,上述问题引发我对问题产生的根由及解决之道进行了一些思考。
 
首先,家长的教育理念不够成熟,很容易被利用。因为缺少有效与孩子沟通的方法,竞争越严峻,压力越大,家庭关系越紧张,彼此间越不能充分信任。目前,少数抓人眼球的所谓“狼爸”、“虎妈”之类的教育观点,对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。然而,影响家长教育理念的很多“产品”出自商业机构,往往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,目的在于影响家长和学生长期依赖商业教育。家长需要教育,但“教育家长”的责任需要公共、客观的机构去承担。
 
 其次,公立学校被要求为学生减负,尤其是公立小学甚至没有升学压力,学校的课堂质量很难保证,他们对孩子的升学缺少应有的影响力。家长只好寻求课外班的帮助。当然,减负和取消“小升初”升学考试的初衷是好的,本意是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公平教育权。但是,辛辛苦苦给学生减下来的学习时间,却为课外班提供了大量的学生课余时间。而取消统一公开的升学考试,又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自主招生考试提供了条件。
 
 最后,私立教育机构能够发展壮大,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的价值,包括师资精良、授课形式灵活等等。但是,现在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“教育产业监管措施”。它们的定价标准、开课科目及内容、推广方式、宣传内容,甚至报税,都缺少有效的监管。
 
教育问题的影响面是多方位的,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。作为一个家长,我认为,我们需要一套经过深入调查而制定、能够不断改良,并能真正有效监管教育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,用以规范“义务教育”之外的“补充教育”。让产业化教育机构的经营行为有法可依、良性竞争。
 
来自一线的报道
 
寒暑假竟固化成第三学期!
 
“宝贝好棒!拉练式学习第七天,测验仍然是前三名!”晒成绩的林女士是“准初一生”张宁(化名)的妈妈。今年,张宁如愿被一家重点初中录取,可应许的旅游没有来,取而代之的,是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的语数外集训。而十一天的“魔鬼训练”结束后,还有九天的“初一数学预科学习”等待着她。
 
因为各式各样的寒暑期课外班,寒暑假早已被中小学生视为“第三学期”。记者发现,今年的暑期培训又有升温,高强度集训成为很多培训机构推出的热销产品。一份针对北京地区的调查显示,今年的暑假中选择给孩子报集训班的家长达到了82.76%。“集训”正成为部分中小学生度过暑假的最新模式。
 
北京市丰台区北大地的一栋写字楼外挂着15个招牌,其中有7个属于教育机构。走进这些机构,记者被五花八门的班级设置绕晕了头:基础班、提高班、尖子班、预科班、冲刺班。不少家长正围着机构的老师咨询集训情况。一位工作人员介绍,相比几年前的课程安排,今年的课程开设多了几倍,专题集训特别受欢迎;现在最早的课提早至8点半,最晚的课已经排到了21点。
 
谁绑架了家长?
 
为什么补习如此火热?学生牺牲假期休息,奔走于各类补习班之间,到底是老师、家长的要求,还是学生自愿?
 
 
 
小坤告诉记者,假期他几乎所有同学都在上课外班,反正待在家里也约不到人玩,不如索性去课外班,休息的时候还能和朋友一起聊天。“在我们学校,考试之后大家都会问彼此的年级排名,如果考砸了会被大家嘲讽,这时自己就会想一些办法,光落实课内的知识肯定没有办法成绩特别突出,所以就要靠课外班。”
 
作为一名家长,史女士也知道孩子心里不想补课,但一想到将来的高考,就觉得“还是补补合适”,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补课,自己的孩子不补,就会有压力,老怕自己的孩子赶不上人家,“他们年级第一名的都补课,她就更得补了。”
 
“有些学校名义上纳入了优质校教育集团,但校风转变、师资提高还需要时间,要说优质还得考本部。”郑女士对名校很执着,“虽然大部分名额已经就近分配了,但只要孩子足够优秀,仍然有跨区进高中名校的希望。”
“现在升学压力那么大,学校反而‘不管了’,不给辅导班掏钱给谁掏钱。”记者发现,在一些家长的眼里,减负措施成了“不管了”。真实情况是这样吗?
 
“教学难度和考试难度确实都在降低。”北京人大附中教师刘成章观察到,成绩优异的学生普遍压力更大。“选拔依然存在,原先学得深优势较大,现在反复练、不出错就能考好。这就是浸润式集训受欢迎的原因。”
 
困局如何解?
 
困局,该如何解?
 
“自从1988 年原国家教委(教育部前身)《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》的文件颁布以来,将近30 年间,教育领导部门推出了许多减负的举措,如中学的文理分科、严禁各种节假日补课、实施中学各门课程的新课程标准(简称“新课标”),直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。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以为,降低了课程课业要求之后,学生会有较多的时间去全面发展,既减轻了学生负担,又提高了综合素质。
 
但是,从实施效果来看,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事实:随着学校授课内容中很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一降再降、招生考试越来越简单、平均分数越来越高,中小学生的负担至今非但没有减轻,反而变得更重。”清华大学著名物理学教授朱邦芬认为目前的政策有着三大影响:
 
一是提前“加负”。学生“不输在起跑线”上的竞争愈演愈烈、愈来愈早。从跻身重点高中的竞争演变到进入名牌初中的竞争,再提早到进入优质小学的出招,甚至到幼儿园的报考,“学区房”的天价记录一再刷新,便是一个佐证。
 
二是学生每天实际花在学习上的总时间并没有减少,尽管课内学时有所降低。随着很多学校明令禁止补课,不留或少留作业,众多培训机构和中介公司纷纷介入教育行业。这不但导致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和学生学习负担的增加,而且使得社会阶层加速固化。
 
三是随着课程难度和挑战度的下降,随着高考的区分度缩小而对创造性较强的学生不利,学生获取高分的路径更加依赖于学生的细心、勤奋和大量模拟性考试,为此将大量时间耗费在“刷题”上,即反复做各种类型的试题直至熟练,更多的“死记硬背”。
 
 
 
“在明白我国教育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上,我们要对教育上削弱什么和增强什么进行研究。在我看来,解决基本素质‘低均值、高均方差’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,这里的基本素质包括人文素质、科学素质和道德修养;而解决传授知识和能力上的‘低均方差’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问题。
 
为此,在中小学我们一方面应全面增强做人的基本素质教育,另一方面应给学生适当的自主学习和思考的空间,减少与应试挂钩的大量‘刷题’训练和过分的‘死记硬背’。”朱邦芬说:“我以为,教育部门目前‘一刀切’的减负政策,在传授知识方面是降低均值,减小‘均方差’;而在人的基本素质培养上基本无所作为,在科学素质培养和人的诚信教育上还有所倒退。某种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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